现代性的发生，也摧毁了传统国家，致使君权崩溃。在西方列强的打击下，传统国家日趋衰微，君主权威一落千丈，于是就有变法和革命发生，传统的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1905年清政府被迫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断绝了知识分子与国家的联系渠道。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体，而且也打倒了皇帝这个政治“卡里斯玛”偶像。从此，中国知识分子就失去了“外王”的理想，也从国家的束缚下得到解放，变成了自由知识分子。

现代性作为现代理性精神，也摧毁了儒教。儒学不仅由于传统社会的解体而衰落，而且在西方传入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冲击下瓦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举起科学、民主的大旗，批判孔孟之道。儒学是传统的伦理思想体系，缺乏科学精神，因此科学主义乘虚而入；儒学泯灭个体价值，因此被民主自由思想一攻即破。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产生，他们不是私塾中读四书五经出来的旧士子，而是国外或国内洋学堂里培养出来的城市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儒家传统学说变成现代科学和人文知识。对孔子的批判毁灭了知识分子的文化“卡里斯玛”偶像，使其失去传统思想的约束，获得精神的自由。

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中国知识分子挣脱了传统的襁褓，由圣入俗，具有了独立个体的身份。他们环顾世界，不免感到陌生、焦虑和彷徨，不知道从哪里来，向哪里去，发生了所谓身份认同危机。身份认同危机包括社会认同危机、国家认同危机和文化认同危机，这是全面的生存危机。正是为了摆脱这三重危机，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寻根。

家族的解体和家族主义的衰微，使新知识分子获得了自由。但是，这也造成了个体生存的危机和社会认同的危机。外国的娜拉走出家庭后，可以走进社会，从事自由职业；而中国的娜拉走出家庭后，却很难找到安身立命之处。(因此，鲁迅提出“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只是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西方的问题)因为传统中国没有市民社会，只有家族即传统民间社会；而由于市场经济极不发达，传统中国的解体并没有立即创造出一个市民社会，没有给新知识分子留下一个足够的生存空间。新知识分子不能回到传统家族中去，又无法在市民社会中立足，难以找到固定职业，于是成为一群社会“流民”。这种生存状况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认同的问题，即知识分子能否融入社会并成为社会的积极成员的问题。显然，成为社会流民的知识分子只能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而不能成为积极的建设力量。成为社会流民的知识分子也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依据，它原来是由家族承担的，而现在本应由市民社会来承担，却由于市民社会发展的受阻而丧失了。因此就造成了根本的价值危机，孤独的个体无所附丽，价值选择就失去了根据。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悲剧的根本原因。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由于缺乏民间社会的生存空间，他们便只能直接介入政治领域。传统士子可以经科举考试进入政治领域，成为国家的工具，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知识分子便丧失了晋身之阶，与国家分离，成为失去依托的孤独个体。虽然仍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政府，以后国民党政府也建立了公务员考试制度，但由于政治的紊乱，就总体而言，还缺乏知识分子从政的正当通道。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形成一个发达的公共社会，各种社会组织、团体、政党和舆论工具都受到限制，知识分子没有正常的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外王”理想在新知 识分子身上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化为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这种政治热情受到压抑，于是，他们只能以造反者的身份介入政治，成为革命知识分子。这就是说，传统国家(皇帝)的偶像被摧毁，新知识分子发生了国家认同的危机，他们与国家政治体制相分离、相抵触，成为政治的“流民”。而革命既是与国家分离的表现，也是重建新国家以达到与国家融合的努力。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本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主要是“专门的知识分子”，他们最初是抱着实业救国的志向或职业的兴趣选择各种学科的，但由于市场经济的落后而难以成为自由职业者，加之政治使命感的驱使，于是他们就放弃自己的专业和职业，由“专门的知识分子”转化为“普遍的知识分子”，即启蒙知识分子和职业革命家，如鲁迅、郭沫若弃医从文，胡适由学农学而改学哲学等，其他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更成为职业革命家。在中国，“普遍的知识分子”最后只能是革命家，因为启蒙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很小。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启蒙运动，本来胡适等人抱定“二十年不谈政治”，专注于思想文化建设，这是一种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表明了对国家的独立性。但仅仅过了数年，思想启蒙就转入政治革命。其中原因除民族危机和社会问题的紧迫性外，也由于公共社会没有成长起来，启蒙未能收到广泛的社会效果，大众仍然没有觉醒，从而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急躁情绪，最后很快放弃启蒙而投入革命。而胡适等人虽坚持启蒙，但已经把重心转向当政府的“诤友诤臣”，结果碰壁。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儒教的毁灭，也导致新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危机。这种文化认同危机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现代性的“祛魅”，使文化由圣入俗，引进科学、民主，只是在“用”的层面重建中国文化，忽略了对“体”的层面的引进和重建；而由于传统的“道”的失落和新的“体”的缺失，导致文化的神圣性失落和信仰的缺失。科学、民主可以解决社会变革问题，但不能解决终极价值和信仰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生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和对宗教的批判，都是企图以新的“用”取代传统的“道”、“体”，这不但没有解决终极价值和信仰的缺失问题，反而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因此，新知识分子对现代文化的接受就隐含着危机。他们的终极追求受到压抑，而科学、民主信念的正当性也缺乏终极的论证。一些留学西方的新知识分子之所以后来转向文化保守主义(如学衡派)，除了民族主义之外，还由于引进的西方文化缺乏终极价值，从而导致对新文化的凡俗化的反弹。另一方面，由于新知识分子所受到的教育是西方的、现代的，因此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为了启蒙，他们引进西方文化，并激烈地反传统。中国本土文化成了异质文化，而西方文化又远离传统，得不到传统文化的“支援意识”，这就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失根。他们在中西文化之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无所适从，成为文化的“流民”。如鲁迅一方面对传统文化深恶痛绝，称之为“吃人的宴席”，主张“别求新声于友邦”，另一方面骨子里又是个民族主义者，对西方文化极为排斥，写于五四时期的小说《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形象(作品中唯一的接受西方教育的人)就透露出这种潜意识。他由五四时期的西化转为革命时期的反西化，也体现了新知识分子的这种文化漂流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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