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改编不会使读者群变小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进入了“读屏时代”，电影院的大银幕、移动端的小屏幕，都成为人们最普遍的媒介载体，使得文学的影视改编有了更大的空间。媒介的改变，无疑对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人们更愿意用比阅读更轻松的方式接收内容。

在严歌苓看来，这种媒介的改变，既带来了冲击，也带来了机遇。“冲击永远都是有的，不仅仅是在中国，在全球都比较明显，比如通俗读物更好卖，更容易变成纽约时报的最佳畅销书，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避免的一种现象。”

“当今时代，读者永远是比观众少的，因为读书本身是一件比观影、看电视更高水准的一种审美活动，而且要求参与这项活动的人一定要有主动的审美能力和定力，这两样素质缺一不可，所以读书人群体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当中都不是最大的，但这一人群永远是素质最好的，内心最丰富的群体。”严歌苓说。

在全球化的时代，影视改编因其具象化的表达更具接受优势，使得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能够跨越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广泛传播。

“从我自身的例子来说，读者群是在影视化的过程中不断加大的，很多观众都变成了读者，而且越是有名的导演，越能把观众从影院带到书房。”严歌苓说。

由于细腻的笔触、容易引起共鸣的跌宕情节、充满情境感的氛围描写，严歌苓的作品十分适合影视化。据了解，《小姨多鹤》《金陵十三钗》《芳华》，每一次影视化都为严歌苓带来了更多的“粉丝”。

影像难以完全阐述文学内涵

法兰克福学派曾提出：“文化工业的产物不是以后会变成商品的艺术作品，相反一开始它就是为了作为上市销售，满足普通大众的需要，作为供市场销售的可互换物而被生产出来。”在阿来看来，正是由于影视本身的工业化和娱乐化属性，影视改编作品更加倾向于通俗化。“全世界的影视改编作品可能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往往表达不充分或者不理想。”阿来说。

改编的成败往往依赖于导演能否充分、深刻地理解并传达原著的精神内涵，并作出兼具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创作。对此，阿来毫不讳言：“从世界电影史上看，最适合改编的作品不一定是最好的作品。”

作为电影《攀登者》的编剧，阿来用自己创作的剧本来作为例证：“像很多网友吐槽的桥段，电影里主角在山上谈恋爱，实际上人们到了8000米海拔左右，话都很难说出来，更不能进行这种大段的情绪很强烈的表白。”

阿来认为，文学是可以由创作者独立完成、充分表达的，因此他对文字本身有着更多的信任感。“我们还是要强调文字的重要性。影视当中要依托表达的内容，还是只有文字才能阐述，用影像不能完全说得清楚。文字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标志，我们还是要看到本质性的东西。”

影视时代，阅读文学依然很有必要

尽管影视时代的来临拓宽了文学作品的传播途径，但两位作家都认为，对文学的阅读依然很有必要。

“越是在这种趋势之下，越要反思文学是什么，文学是滋养自己甚至能够让人思考的，因为作家可以捕捉人们在自我发现中和反思中忽略的那些东西。”严歌苓说。

对于当下更加实用主义的读书倾向，严歌苓认为这是目前生活的一个缺陷，应当留下一点时间来给阅读，不是读那种碎片式的文字，而是读好的文学，哪怕每天可以读半个小时、20分钟都是特别好的。“生活节奏越快，氛围越是浮躁，越要给自己的心灵留点时间。”

“文学关乎审美，因为人的进化除了生产水平的提高，第二就是审美。”阿来从审美角度解释了阅读文学的必要性，“虽然今天互联网时代到来，或者说进入了影像时代，但千万不要说视频时代到来就有什么了不得的，人之所以为人不是因为能处理图像，而是因为人类能依靠文字进行抽象思维跟审美，从古到今，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明，都是基于文字，而不是基于别的，所以我们仍然要提升对文字能力的培养，保持对文字的感觉。”

（光明日报深圳12月17日电）

《光明日报》（ 2019年12月18日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