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群体,在于他们共同的诉求:政治 上的激进主义和文学上的现代主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纽约的一批犹太裔青年知识分子相继加入社会主 义阵营,

激进主义成了联结他们的坚强纽带。

在文学上,他们批判虚伪的、物质主 义的资本主义文化带给人们的异化感,强调新的价值秩序的重建。

他们的集体激进化源于以下三个因素——

首先,大萧条带来的贫困让纽约知识分子们普遍感觉到了人生的艰辛和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恶劣。

20 世纪20年代末,在经历了一战以后的暂时繁荣后,美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

1929年,随着纽约股市的崩溃,美国开始了其历史上最黑暗的经济危机和萧条时期

在1910至1920 年代纽约犹太社区的知识分子对这场危机感受至深,因为经济危机对移民社区的打击更为沉重

而激进政治成了 他们追求幸福生活的途径和手段。

其次,纽约的工人运动让这批知识分子看到了工人阶级力量的巨大。

19世纪末,为了逃离欧洲的贫穷和迫害,大约有两百万犹太人 离开家多到了約。

20世紀初,鈕約城約三分之一的居民为犹太移民｡

由于缺乏技术和英语语言能力,他们很难找到好的工作

1934年在美国就爆发了1856 次罢工。在罗斯福新政期间,所有工人(不仅是少数行业工人),包括黑人、妇女和其他少数民族工人都取得 了组织工会、通过自选代表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

劳工运动让纽约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

第三,作为第二代的犹 太移民,他们必须努力同外部世界进行融合。然而,他们居住的犹太社区是个封闭的小团体，社区的孩子们既渴望、又 害怕同外界联系

第四,1912年,美国社会党(AmericanSocialist Party)的党员数量达到了118,000人,在当 年的大选中得到了879,000张选票,占总选票的约6%。

此外,还有三百多种出版物在散播社会主义的信 息,总发行量超过了两百万份。它们向人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

对美国主流文化潜 在的敌视使他们更易接受激进主义的影响。

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政治或一种思想,而是一种文化。

丹尼尔·贝尔回忆道——社会主义运动使他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使他突然意识到除了自己 狭小的犹太社区外,还存在着一个思想的世界、经验的世界、想象力的世界,年轻人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渴望, 他们贪婪地去触摸它。

托洛茨基强调废除官僚统治,同时也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倡导战斗性的工人革命。

在这些人的眼中,托洛茨基主义者比其他社会主义者有更广博的、更为确定的知识——他们知道 为什么俄国革命能够胜利,为什么会被背叛,甚至能够预测俄国革命的未来;他们自信地认为在未来他们将是先锋队中的先锋。

纽约城市学院(CityCollegeofNew York)是他们的聚集地之一。由于不收学费,而且对犹太学生的人数没有任何限制,该学院在三四十年代吸 引了纽约城大批有才华的犹太青年,

如阿尔弗雷德·卡赞(1931-1935),丹尼尔·贝尔(1935-1939),欧 文·克里斯托(1936-1940),纳森·格雷泽(1940-1944),欧文·豪(1936-1940)。

在这里,他们加入了美国社会党,以《评论》、《新国际)(New Intemational)、《劳工行动》(LaborAction)、《党人评论》等报刊为阵地,对美 国文化展开批判。

20世纪50年代,纽约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较40年代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们纷纷抛弃了托洛茨基社 会主义,转向了自由主义。

“去激进化”成了该时期大多数纽约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

英美国家出版的有关极权主义的著作使他们对共产主 义的发展恐惧。

且美国在战后的经济繁荣 使美国的模式看起来比苏联的模式更具吸引力。

,知识分子们对于冷战自由主义由反 对变为容忍,甚至开始赞赏,认为美国是对付苏联独裁政权扩张的最强大的力量。

《党人评论》:“在政治上,我们应该看到存在于美国的民主有着内在的、积极的价值:它不仅是 个资产阶级的神话,而且是一个我们必须保卫、从而避免俄国极权主义侵害的现实。它的文化后果肯定是深 远、复杂的,其中的一些现在已经明显出现。无论如何,大多数作家都不再接受艺术家在美国被异化的命运, 相反,他们非常想成为美国生活的一部分。”

悉尼·胡克指出,知识分子们不能对美国 社会环境的好转、物质条件的改善视而不见,没有必要为自己同美国社会的妥协而道歉。

詹姆斯·伯汉指出:“只有在美国力量的帮助下才能阻止苏联的胜利,美国的武力是次一级 的恶,如果发生了全面的战争,如果美国领导下的反苏联盟能够取得胜利的话,那么对美国武力的使用就是 正义的、正确的。”

知识分子在该时期的去激进化甚至使他们对麦卡锡主义这股极端右翼思潮也出现了“顺从”的趋势。

在麦卡锡时代,美国的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权利受到了严重的侵犯。

1948年7月“非美活动真相调查委员会”(HouseCommittee onUn-AmericanActivities)在 华盛顿大学举行教师成员“颠覆活动”听证会,最后在1949年初的校董事会上决定解除三位拒绝合作的教 授职位,其中的两位教授是共产主义者。

一些纽约知识分子此时坚信共产党是一个阴谋集团,认为它的成员根本不适合教书

悉尼·胡克认为，共产党要求它的党员们服从严格的纪律,要求他们利用课堂进行政治宣传,因此,教师中的共产党员是极权主义工具的代表。

纽约知识分子主编的《党人评论》、《评论》和《撞 击》等杂志在政治立场上越来越为保守。

1951年,在悉尼·胡克的领导下,他们成立了“争取文化自由委员 会”(Committee for Cultural Freedom),组织知识分子进行反抗共产主义的宣传,并鼓励知识分子批判苏联、批 判共产主义,它附属于“争取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for Cultural Freedom),是它在美国的分支。表面看来,它是一个争取文化自由的组织,但实际 上它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和操纵,成了冷战中被美国利用的反共文化工具。

50年代,在纽约知识分子中,只有以欧文·豪和刘易斯·科塞为代表的寥寥几个纽约知识分子抵 制冷战自由主义。（他们开 始转向民主社会主义）

1954年,欧文·豪和刘易斯·科塞联合创办了激进政治期刊《异见》。从此,他们以《异见》为阵地,坚持宣 传社会主义、批判美国现行制度。1954年初,欧文·豪在《党人评论》上发表《这个顺从的年代》：5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已经静止麻痹、物质主义繁荣兴旺、顺从主义威胁着每一个人的时代

60年代，自由主义者和激进者 之间进行着观点的碰撞,而且保守主义者也在努力地吸引美国选民的注意,积攒自己的政治力量,并最终在 七八十年代使自己的候选人尼克松和里根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当年轻的新左派激进者们猛烈地 抨击民主党的政策,批判它的社会改革力度不够时,以欧文·克里斯托、诺曼·伯德霍雷茨、丹尼尔·贝尔和 纳森·格雷泽为代表的一些纽约知识分子却认为自由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民主党政府的改革步伐太快 了,因为约翰逊政府为了打击贫困和不平等,采取了总称为“伟大社会”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

于是,1965 年,他们创办了一份新的刊物《公共利益)(PublicInterest),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政府政策的后果。

尽管 “新保守主义”一词是70年代才出现的,但该杂志的创刊被许多人看作是新保守主义兴起的标志,欧文·克 里斯托更是被誉为“新保守主义的教父"。

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国际政治上,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们相信美国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优越性使它有能力也有义务 在世界上起主导作用。

克里斯托认为:“世界确实依赖美国的实力,”美国必须领导世 界,因为这是它的“责任”。

他强调:“对这些责任的逃避或不承认是对权力的一种滥用。如果在经历越战之 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信,美国不能再胜任它这个世界第一强国一直以来所执行的这种'警察'的工作,我 们毫无疑问将看到到处都会出现令人惊恐的国内犯罪和国际骚乱现象的猛增。我们不会因为呆在镀铬的美 国城堡内就不受影响。"

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他们认为美国不仅应该遇制共产主义,而且应彻底打败共产主义,与它的协商和对它的迁就等同于绥靖,美 国只能“在作战和投降之间进行选择”,为此美国应大力加强军事力量,采取新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在这 些知识分子的影响下,美国1980至1985年间的军备开支增加了一倍）

在苏联解体以后,新保守主义者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产生了许多的分歧,多数知识分子

克里斯 托和珍妮·科克帕特里克(JeaneKirkpatric)认为,新保守主义应放弃他们为全世界的民主进行的奋斗,采取 更为克制的实用政治,因为美国和新保守主义都不需要超越美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世界使命。

美国的外交政策应以维护国家安全为中心,有选择地使用力量和资源,以免付出得不偿失、代价过大。

一些新保守主义者认为,这样的外交政策是在给他人方便,是一种偏狭的政策,美国应该将向全世界输出资本主义的民主看成是自己的道德义务。

例如波德霍雷茨等新保守主义者 认为,新的泛美时代已经来临,美国应该用自己的实力按照美国的设想来塑造新的世界秩序。（同自由主义 者不同的是,这部分新保守主义者轻视、不信任联合国的作用）

他们认为,当涉及到一些关键利益和国家安 全问题时,美国政府可以不经过联合国的同意就对一些国家采取单边军事行动

其次,在经济上,哈耶克、密尔顿·弗里德曼以及其他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对传统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 的批判，使新保守主义者转向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他们尤其支持供应学派的经济观点，在80年代时支持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

克里斯托等新保守主义者推崇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主张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让市场经济 自由运行,只有当一些问题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得以解决时,才可以借助政府的力量。

因此,他们提出,政府应 尽量缩减成为“小政府”。

第三,纽约知识分子们开始主张削减社会福利。

1963年,在林登·约翰逊总统要进行一场“対貧困的成争”。

他们担心这样的“战争”会带来庞大的政府机构和更高的税收,从而影响个人的主动性和经济的正常运转。

新保守主义者认为应保留最低限度的福利社会,支持传统的福利政策。

克里斯托指出,但60年代的社会改革只会使问题更糟,“对贫困的战争”造成了 “福利爆炸”(welfare explosion)。

克里斯托认为,给穷人发放津贴会引起许多麻烦。

第一个麻烦在于,政府必须判断究竟谁是穷人,

第二个麻 烦是如果只给穷人补贴,会很快将穷人囚禁在“贫困陷阱”内,因为当他们努力改善自己的状况、提高收人 后,他们就会失去享受政府津贴的资格,整体的生活水平反而会下降

既然已经被列人了穷人之列,他们觉得就应该一直贫困下去。这样做的后果是这部分人会 逐渐失去道德。

在克里斯托看来,社会上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他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在一个正 义、合法的社会里,公民们普遍知道财产、地位和权力的不平等对于维护共同的利益是必要的。

他批评说, 社会正在 产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的“普通人”——美国的贫困问题并不是现实存在的问题,而是 知识分子们造出来的,

他的批评矛头直指那些坚持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如迈克尔·哈林顿。

1962年,哈林顿出版了《另一个美国》,揭露了美国的贫困状况,指出美国大约有25%的人口都处于贫困之 中。他的书不仅在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而且直接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政策,促使肯尼迪政府扩大对穷人 的福利。

而克里斯托在70年代初写道,同20年前相比,收入的不平等问题已经减少了很多,而且自二战以 来,地位和机会的不平等也因为免费或接近免费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而明显减少,那些批评美国社会不平等的 人大多是在诡辩,是在没有经过审慎调查的情况下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贝尔指出了改革的难度:“无论 进行什么样的福利改革,如学校改革,住房改革等,问题都会存在。格雷泽对福利改革进行了直接的批评, 他指出:“确实,在过去,当纽约很贫困的时候,它有十分之一的人口获得福利……但同时他们可以从许多的 慈善协会,私人组织和亲戚朋友那里获得帮助……我并不想将过去理想化,但是其它的慈善机构确实有被取 代的趋势。这正是政府的各个项目在做的事情,他们促成了社会特点的转变,取代了那些依然能够促进社会 团结的传统机构。那些有着最佳意图的项目有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不仅有一些项目实施不了,而且还 有一些产生了消极的后果。"

格雷泽也强调福利改革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事实上, “意想不到的后果”几乎成了《公共利益》所有作者们的口号。

克里斯托:“我们新保守主义者从来不反对罗斯福新政,从来不反对新政中的许 多项目,从来不反对新政中的一些原则,但我们反对侵人性的、过度官僚化的联邦政府。以此显示新保守 主义同传统保守主义的区别。

对于新保守主义者来说,美国政府的“肯定性行动”计划是“意想不到的后果”的一个典型例子。

1965 年,约翰逊总统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努力倡导这一计划。

它起初只是旨在解决长期以来黑人在就业方面遭 受的歧视,后来又将其他少数民族和妇女容纳进来,在就业、教育等领域对少数民族、妇女等社会弱势群体给予了一些优待和照顾。

然而,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肯定性行动计划”只会帮助那些不值得帮助的人,而同时 对那些应取得某些成就的人带来逆向的歧视。

在贝尔、格雷泽和克里斯托看来,许多“肯定性行动”的项目 在补救对黑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歧视时,损毁了公平的原则和个人的权利。

政府在努力保证少数民族的工 作和教育,从而达到机会均等的同时,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

克里斯托说道:“起初我们并不敌视它。我们说为什么不弥补过去的不公平呢,为什么们不能给予黑人 一些帮助呢?我们从未想过要佣不合格的人,我们只想将合格的人放在名单的最前头。但很快我们发现 事情不是这样的。当定额出现后,当突然间大学被告知他们的学生中必须有更多的黑人时……我说这不是 我们想要的教育体系。”

格雷泽指出,政府的“肯定性行动”计划违背了1964年的 《民权法案》(civilrights act),阻止雇主根据能力选拔员工,

在“肯定性行动”计划下,在许多方面,政府只根 据个人的种族和肤色来判断该给谁更多的优惠条件,例如就业、大学招生、住房——在格雷泽看来,这是不必要 的,是反生产力的。

贝尔指出,“肯定性行动”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但它后 来演化为了配额制,对于社会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总之,新保守主义相信许多政策的失误是由错误的或不完善的社会理论造成的。

克里斯托:“在过去的几年 中我们已经发现,要想解决少数人群的问题,单靠通过一条法律是不够的……不知怎么的,钱似乎从来到不 了应受资助的那些人的手中——即便到了他们的手中,它也达不到它本该达到的效果。"

这一时期,许多纽约知识分子开始公开承认自己的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

诺曼·波德霍雷茨对越战、伊拉克战争持肯定的态度;

纳森·格雷泽承认在“许多问题上他都站在共和党一边”。

丹尼尔·贝尔否认自己是新保守主义者,把自己定义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经济上的 社会主义者、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

西摩尔·李普塞特成了美国自由主义思想家;

玛丽·麦卡锡坚 持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批判文化和政治。

他们中还有一些只专注于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的作家、学者——

如 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索尔·贝娄、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

只有欧文·豪等个别知识分子还在坚持民 主社会主义理想。

集体右转由三个原因造成——

第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失误使纽约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运动失去了信心。

在冷战影响下,他们谈共色变,共产主义,主张社会公平的新自由主义都被他们视作反动的思想。

而60 年代的新左派运动又让他们看到了左派运动的缺点

其次,二战后国际经济局势的发展对纽约知识分子政治观点的分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虽然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在二战后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这些国家普遍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

西方的社会民主国家在实行福利社会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福利制度对国家财政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的压力。

现实的状况使得知识分子们对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反感

市场经济、小政府成了一些人心目中唯一能够挽救大局的手段

第三,纽约知识分子自身地位的改变使他们失去了共同的奋斗目标。

二战以前,纽约知识分子们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中,犹太移民的身份使他们很难跻身到大学等文化圈子中,因此,他们大多围绕在《党人评论》、《新共和》《评论》等为数不多的左翼杂志周圈,做这些杂志的编辑或自由撰稿人,他们的经济状况也大多十分拮据。

如波德霍雷茨所言,在当时,即使那些来自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家庭的美国知识分子都有种异化的感觉。

二战后，这些人才被重新发现，他们重新认同了美国主流文化。